《金融时报》:在您看来,近几年国内普惠金融发展情况如何?
程瑞:发展成绩还是非常突出的。一个比较直观的数据是,2019年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得到贷款服务的约有2000多万户,而这个数字在去年已经接近5000万户。加之一部分小微企业主观是不需要金融服务的。所以综合来看,目前的融资满足度已经比较高。
当然,我们在鼓励这种规模的持续增长的同时,其实应该考虑:一个是小微企业金融需求情况,供给端从规模来看做得比较好,这两年可能面临提升企业需求的问题;另一个是如何让金融机构在普惠金融领域更加多层次、差异化。总体是从量的飞跃,开始更注重质的变化。
《金融时报》:在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中,近几年业内也比较关注金融健康的话题,还请您详细解释下这个概念。
程瑞:小微企业金融健康的概念非常重要,也就是说,银行要真正去考虑企业的有效需求。金融机构需要关注,比如说在经济下行的时候,怎样精准判断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小微企业发展趋势,进而通过怎样的金融扶持它,做到可持续。
对于小微企业而言,经营健康是生存的基础,金融健康是持续经营发展的保障,稳定的盈利能力与强大的财务韧性、更充足的资金储备方可形成正向循环,在寻求更高质量的发展路径中,经营健康与金融健康一体两面,缺一不可。在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要帮助小微企业让他了解怎么样购买适合自己的金融产品。与此同时,也帮助他们学习如何通过金融产品和服务来提升自己的财务韧性、融资条件、应对风险的能力。
基于此,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要遵循可得性和适当性。
可得性指的是我们要满足小微企业合理的资金需求,在这方面,随着近几年金融机构的发展,已经很大程度上覆盖了。适当性则更需要关注,我们的产品设计、定价是否是企业可承担的,贷款额度是不是符合他的需求且没有带来额外的衍生风险,以及还款周期的安排、获客渠道、贷后管理等,都应考虑是否符合小微企业的经营习惯和金融习惯。
《金融时报》:您也提到了“多层次、差异化”,这其实也是普惠金融一直强调的。
程瑞:对,这一点对于普惠金融的发展很重要。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的资金能力有目共睹,在普惠金融领域做了不小的贡献。除他们之外,城商行农商行本来就立足于当地经济,了解本地情况,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也更密切,相对更容易与地方平台数据信用体系对接,甚至拿到一些白名单。而他们的“打法”也不尽相同。这几年,有的银行深耕线下,做网格化管理;有的专注线上,类似网商银行这种;还有的在合规前提下通过助贷模式对企业进行融资。
银行下沉到最后一公里的时候,有时候还是比较难触达客户,这时候就需要小贷公司、融资担保公司等,同时他们也一定程度上解决银行风险偏好的问题,实现风险共担。
总体而言市场上大概会有三类主体,一类是银行体系,它还是主力军;一类是以担保公司和保险公司为代表的风险分担机构,帮助银行扩大供给;还有一类是小贷、汽车金融、融资租赁等,实现了进一步“查漏补缺”,把前述两部分依然难以覆盖的小微群体服务好。
中国的普惠金融市场非常大,也非常复杂,没有谁能“一招包打天下”,各类金融机构还是有机会和动力去做的。
《金融时报》:对于金融机构而言,其实近几年数字化能力建设也是一个关键词,您能否就这方面谈谈?
程瑞:伴随数字化浪潮兴起,普惠金融行业对小微企业的赋能也在科技创新加持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近几年,在宏观环境影响下,规模小、资金少的长尾小微企业面临经营与金融双重压力,科技创新正在成为助力小微企业冲出复杂桎梏的有力增长引擎。
另外,小微企业主普遍具备基本的线上经营能力,但在线上经营等数字化能力上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且对于线上经营工具有较强的需要。以金融与经营双赋能,有利于提升小微企业经营韧性。
平安普惠依托对技术领域的深度挖掘与积累,一方面,基于KYC、KYB原则为小微提供适当、可持续的融资支持,既解决小微资金可得性难题,又确保小微适度合理负债,助力其实现财务稳健、金融健康。另一方面,结合对小微经营特点的深入洞察,通过构建商机平台、线上课程体系、线下咨询顾问支持等多维度立体举措,提升小微企业经营健康,打通与金融健康的良性循环通路。
《金融时报》:在您看来,除了金融机构的努力,继续发展普惠金融还有哪些关键点要突破?
程瑞:政府的参与当然是一个重要环节。目前比较主流的做法其实是政府搭建信用平台,金融机构接入,需要针对小微企业做出风险决策的时候,就可以“调出”发改委、工信局、供电局、税务局等各类数据,和自身的风控模型匹配,完成一个贷款决策。
不过从当下的情况来看,数据孤岛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开放数据差异性还比较大。不同的银行风控系统是不一样的,因为银行调取数据是“可用不可见”的,也就是说它不是把企业各类数据直接拿出来用,那么,政府平台不可能给每一家银行都开发一套对接的系统。
但这是一个大趋势,政府的数据平台和金融行业更紧密的合作一定是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必须要走的一步。普惠金融领域都是小额分散的客户,依靠各家银行运用自己技术成本高、效率低,而且比较难检验数据的有效性和真实性,所以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强大的第三方数据平台,在中国那肯定是地方政府。